2020年8月29日下午，“银湖沙龙”联合“乡村读书会”，成功举办了新冠疫情之后的首场公益学术活动，邀请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津逵老师，以“从深圳四十年解读中国海洋文化的升华与前景”为题，从海洋文化的角度回望深圳的大胆探索、改革创新的历程，致敬深圳特区开创者。

特区之“特”

40年来，深圳经济特区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史上高速发展的案例。李津逵以“为什么是‘广东福建两省’”开篇，从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请示中央“先行一步”说起，解析在广东建设经济特区的最初原因。

一是，在广东有求真务实的氛围，能听到真话。习仲勋同志与逃港严重地方的大队书记交流，这些大队书记都直言不讳，敢说真话，如实表达了群众的心声。真话不是什么地方都会说的，相反，在广东有人敢说真话，有人肯听真话并且向中央争取特殊政策。

二是，深圳有毗邻“东方之珠”香港得天独厚的条件。香港是自由港，还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完善的法治闻名于世。这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提供了高标准的模板和渠道。香港的乡亲们听说广东开始对外开放，都纷纷尽己所能回来捐资助学，在珠三角兴办三来一补，所以广东有人说解放思想就是通过香港电视香港人。

三是，有一群优秀的闽粤共产党人。他们的文化背景就是海洋文化，了解世界的发展形势。当时交通部长是拥有中国和菲律宾两国国籍的将军，交通部副部长兼招商局董事长曾生将军是华侨海归，广东省主管副省长刘田夫是东纵、两广纵队战友。蛇口创始者袁庚出身海员之家，军校毕业，当过小学校长。他们为了中华民族走向文明解放在青年时代入党，经历过战争年代也经历过荒唐岁月，晚年受命为改革开放打先锋，便焕发出毕生的力量。

广东人的思想本身就处在“解放”状态，抱着“我要做”而不是“要我做”的心态，深圳拥有张勋甫、吴南生、梁湘、李灝、厉有为等创业者，特区就做起来了。

其实，新中国一直都在努力对外开放，只不过以往是计划经济的对外开放，比如，50年代从苏联东欧引进的“156项”，70年代初从西方引进成套化纤化肥设备的“四三方案”（因为要花四十三亿美元），以及1978年引进宝钢等“22项”重大工程。

但深圳、广东的对外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对外开放，以“三来一补”起步，股份制改革，发展民科，创造了市场主体和市场秩序。大陆与香港之间“一国两制”，深圳也就成为两制间的“转换器”，比如“股份制”对应的就是现代企业制度，“土地批租”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住房按揭”就是分期付款，“差饷”就是物业税。

闽粤、深圳与海洋文化

黑格尔曾说，与海洋文明敢于冒险习于创新不同，亚洲大陆的农民被平凡的土地束缚，卷入无限的依赖性，多数的西方学者都是这样来认识中国的。李津逵从中国地理版图分析，中国的东部中部，可大致分为草原、中原、海洋三大板块。中原地广人多产量多，形成了农耕文明。面对机动性更强的草原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功能。但其对海洋只是加强海防，抵御倭寇，或者海禁、迁界，极少通过海洋去接轨世界的愿望。

其实，中国海洋文化带的基因与农耕文明带一样数千年从未中断。世纪之交，深圳博物馆在大鹏咸头岭发掘出了新石器中期文化遗存——距今6900年咸头岭文化。发现的一种文物考古界称为石拍，还曾在中国的台湾岛、福建、广东沿海和太平洋群岛、印度洋群岛被发现过，也就是说，波里尼西亚人、美拉尼西亚人的祖先与7千年前珠三角先民使用着共同的工具。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广东福建具有海洋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只要在，海洋性就在。

李津逵提到，汉代广东有一民谣：“欲拔贫，诣徐闻。”明代也有一句谚语：“若要富，须往猫里务。”猫里务是菲律宾的一个岛，西班牙人将产自墨西哥的白银运到菲律宾来交易，广东沿海居民便到这里来做生意。唐朝时，广东人就知道有“通海夷道”，这是一条从广州出发，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到达波斯湾及阿拉伯半岛的航路，而当时北方人还认为，广州已经是天尽头了。

历史上华族南下的落脚点在广东，近代以来西风东渐的落脚点也是广东，这两种文化潮流就在广东形成了“驻波”。这种激荡，使得广东最传统也最西化。比如，广东话里有大量英语名词，广东餐饮有大量西餐做法。同时广东人觉得，南洋、英国、美国、不就是我叔叔、我姨妈、我姑姑他们生活的地方么？“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于西人游”，广东人既不媚外、惧外，也不排外。

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一是欧洲大航海，其实在东亚，还有一支力量同时在推进着全球化，那就是东亚海商时代。从日本的长崎经过台湾、澎湖，然后到中国的澳门、中南半岛、印尼、菲律宾，形成了一个海洋亚洲的金三角。日本、墨西哥的白银来到中国，中国的茶叶、陶瓷、丝绸到了其他周边的国家。欧洲商人是来参与亚洲贸易，因为那个时候欧洲的产品中国人根本看不上。东亚海商时代执牛耳的都是闽粤民间力量，民间的海商加入了全球化贸易，中国人就开始走出了国门，这里的中国人，主要是闽越两省之人。如今侨乡就是分布在闽粤两省。如果你到全世界的唐人街听一听讲什么方言，除了闽方言，就是粤方言。所以，闽文化和粤文化，绝不是广东、福建两省之文化，是一个遍布世界的文化网。

越是有山，越有深水港，越少与腹地联系，越少耕地，就越容易产生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和商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商文化的特点就是要交易、要冒险，不是遵照谁的指示去冒险，而是自己给自己拿主意、自主自治。因此，北方人会说，“我们看文件，不提倡的就不敢干，广东人看文件，没禁止的就大胆干，赶快干”，顺德人说“见了绿灯大步走，见了红灯绕道走。”

蛇口和深圳是新中国尝试在海洋文化带建设市场经济的城市，这是中国海洋文化向海洋文明跃升的开始。这个过程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未来要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一个法治文明的海洋中心城市。

中国的海洋基因至少七千年，大陆基因也至少七千年，这是两件都是很难改变的事情。比如，我们来到深圳已经二三十年，真的变成广东人了吗？我们遇到一件事，本能反应真的能像广东人一样吗？不一定。因此，相比起“姓资姓社”来，“姓陆姓海”的区别可能是我们下一步最大的障碍。

全球争霸中的海洋文明

在工业革命之前，海洋文明是商人独立自主立市的城邦，由商人（企业家）执政，高度自治，依法治国。比如地中海的推罗、雅典、威尼斯、热那亚；大西洋的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太平洋的旧金山。海洋文明是在不断竞争中，胜者脱颖而出，然后再竞争，又产生新的胜者。因为在竞争中不断接力，攀登，文明水平自然也就不断上升。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统辖了城邦。因为有了工业革命，就有了资本的表现，于是马克思将这样的时代叫做资本主义时代，伦敦、纽约就叫资本主义城市。

工业革命后全球争霸，世界舞台的主角已经不是威尼斯、热那亚等城邦了，而是法国、英国、美国等大国了，大国竞争中海权国家为霸主。城邦被帝国征服后，就在做技术、商业、金融方面的创新，如同播种机一样，国家就在全国复制，如同收割机一样。所以，城市的创新力量就被放大了许多倍。

500年前起，世界掀起殖民化狂潮，海洋文明开始全球化。葡萄牙在开普顿、霍尔木兹、果阿、马六甲、澳门、舟山双屿建起了教堂、市场，荷兰将马六甲、印尼、台湾建起来，英国将直布罗陀、开普顿、印度、香港、上海、天津、汉口、镇江建起来……因此，小渔村变一夜城不是中国的专利。当年，中国沿海就出现了一个万国城市博览会，从北边的大连、天津、青岛、威海、烟台，到南方的上海、厦门、香港、澳门。后来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有11个是外国列强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是一回事，城市建设管理是另一回事。沿海城市间也是各国海洋文明相互竞争的关系，是一个海洋文明的建设过程。

大国博弈，也催生了全球战略。英国人麦金德认为，如果谁占领东欧平原，谁占领了世界岛，谁就统治全世界了。美国的马汉提出海权战略，按照他的理论，美国掌控了全世界海洋的16个咽喉。斯皮克曼认为，谁能够掌握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个边缘，谁就能够掌握整个大陆，就是美国霸权的挑战者。美国已经称霸世界上百年了。

邓小平改变不了全球的海权格局，但他改变了中国的发展环境。邓小平在1978年，用了一年时间五次出访，为中国赢来了40年的和平发展环境。

与西方文明开始接轨，落差如同高水头、人口规模如同大水量，中国处在文明瀑布之下，安上水轮机可以发出无穷电力。国家授权深圳从香港“盗火”，引燃内地，并将海洋地带先行先试的战术上升到先行示范，上升到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国家战略。

如今，中美两国正逼近希腊波斯两国对峙的状态。为什么希腊是地中海中最棒的一个城邦，文学、艺术、法治都为后代树立了很高的标杆？为什么波斯是整个亚洲大陆最经典的帝国，比秦始皇早330年实行了中央集权行省制，统一了文字、铸币、度量衡，还打通尼罗河、红海、地中海的运河。双方和平对峙一百多年，没有发动大的战争，但实际一直在竞争，你是民主制，我是集权制，因此各自要做到最好，让民众对已方制度感到自豪。

波斯是一个尊重人权的帝国，而雅典是一个有奴隶的民主。在它俩中间的小亚细亚沿岸，就出现了一个边缘的文明，那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西方哲学史学派米利都学派，第一幅城市规划图米利都规划。两种文明冲突的边缘地带，就是创新的地带。

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开放改革。深圳人不能只想深圳的事，而是要关心社会，关心这个时代，现在有许多互联网和公益慈善的项目，都做得很好，这就是深圳以实践回答发展方向。

改革需要再出发。李津逵老师总结说，以往四十年，中国将自发的活力还给市场，由企业自主经营与政府引导监管相结合，创造了超过以往世代总和的财富。

未来几十年，如果把海洋力量再还给社会，社会自发成长，政府引导监督，就能创造出超过以往世代总和的幸福和发展。

讲座得到了嘉宾的共鸣和互动。嘉宾白小刺老师补充分享说，7千年前，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低五六十米，深圳、台湾、波利尼西亚、澳大利亚之间，划船可能就可以到。原典英语创始人徐火辉老师通过分享西方方舟文化和中国大禹治水的故事，提出东西方的海洋智慧各有所长，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也可以互相结合。

面对风云诡谲的国际形势，有嘉宾指出，不管怎么判断，肯定只有开放，才能继续保持社会的活力。深圳原住民国华先生分享了西冲东侧马料河村全民逃港的例子，诚恳希望中国大陆能继续不断吸收和学习邻居香港的经验。还有嘉宾分享了自己在腾冲做的焕发城区活力的项目，表达了专注好手头事、当下事，就是多为这个社会出一份力。

最后，结合“乡村读书会”惯例，李津逵老师还根据沙龙主题，推荐了三本与深圳城市发展有关的书籍，从海洋文化角度解读中国历史，分别是《海与帝国》、《谁在世界中心》，和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策划的“我们深圳”系列丛书《袁庚传奇》。